孙灵瞻同志在刘家齐《字理新说》新闻发布会暨首发式上的讲话
发布时间:2006年07月23日 00:00 浏览次数:

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新华社及各媒体记者同志、尊敬的刘家齐先生、先生们、女士们:

大家好!

首先,我为刘先生呕心沥血、潜心研究编著并发行的《字理新说》表示祝贺!作为读者,对刘先生为我们酿造的丰盛的文字大餐表示感谢!

我很惊讶刘先生的执着和毅力!795页容纳近110万字的鸿篇巨制,不要说研究,只是写一遍、读一遍要多长时间!他却不顾自己年事已高,20多年来在文字的百花园中采集并酿造出这样一部文字佳品!可喜,可贺,可敬!

这部著作分五个部分:凡例、论汉字(以论代序)、部首表、汉语拼音索引、

文字解说、参考文献等,作为辞书类著作,它结构完整、规范。

下边我要谈谈主要部分“文字解说”。首先说明,由于时间和能力的原因,

我只是拜读了每个部首的部分内容,难免有以偏代全的现象。

本著作为《字理新说》,其解说部分就抓住了“理”和“新”。

先说“理”。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者认为:文字和语言是社会和社会生活的产物。本著作中的解说就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进行的。每个被解说字的后边,基本上都标有甲骨文、金文字、小篆等象形写法,这些字的表像,能充分反映出该字产生的社会背景。如,“察”、“出”等,它们的产生,既有社会生活,又有天象自然。这样,“察”、“出”等字的内涵及其各种“理”也被揭示出来。本书在解说时,分别按六书有关的规则解释出字的音、形、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,把汉字产生的规律及其有关特征淋漓尽至地揭示出来。

再说本书的“新”。

注音新。每个被注的字后,以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(以前称国音)标注。需要说明的是,1955年特别是解放前辞书注音,都是用注音字母和唐韵反切标注的,1956年以后基本是以汉语拼音标注,现在重新启用注音字母为何说是“新”?

这一则对解放后出生的人说是“新”,另一方面,香港、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,对汉字的注音仍沿用注音字母。这样看来,以注音字母标注,既有传承性、连续性又有实用性和很强的交际性,并包含着丰富的政治内涵,我们说是“新”。

解说方法新。总体上说,释义准确,义项完整,解说深入浅出,但浅而不俗,简而不陋。这里是义项前的解说。通常情况下,被注字后边,附以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,从而反映出该字产生的社会背景,前边已经谈到了。被注字后边标出该字的表义特点,如“形声字”、“假借字”、“会意字”等,这一方法可帮助读者深入领悟该字的深刻内涵。一般辞书没有这种标注。对于难以识别的字也作了准确地说明。如,“巳”、“已”、“己”等字,注释是:“巳”si封口无勾,“已”yi半封口有勾,“己”ji不封口有勾。这种标注,其它辞书没有。它对读者特别是中小学生予以提醒,对纠正目前错别字现象也具有很大的意义。每个被注字的后边标出这个字的“本义”,这样,读者可以从“本义”去理解或生发出“引申义”来,这有举一反三的作用。另外,作者在标注“本字”(简化字)时,也列出该字的繁体字和异体字,这一标注,符合当前国家文委提出的“识繁书简”的要求,象“注音”的作用一样,它的交际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这样解说的方法,是本着著作独有的特点。它显得“新”。

当然,这里说“新”,并非说作者在标新立异。作者是在严肃谨慎基础上求“新”的。对每个字的解说是有理有据有度的。记得吕叔湘老师说过这样的话,编著辞书是科学研究,但不能把文字的科研成果(在不被大家熟悉的情况下)马上写入辞书。如:“奋”,从这个字的产生,可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和应用。1937年出版1962年第九次印刷由黎锦熙先生写序的原《国语词典》中,认为“奋”的上部分为“鸟振羽”、“猛然用力”、“震动”、“发扬”四个义项。对于第一义项,原来吕淑湘老师说“可取”,因为它照顾到“通说”。但严格说应该是“大鸟”,只有这样,“奋”的气势、形象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,如果说“振羽”都为大,那么,麻雀燕子振羽也大!行吗?刘家齐先生就谨慎地采用了“通说”。

不错,著作中也有不掩瑜的“瑕”。有的“本义”欠准确,有的字义未释透辟,这有待作者进一步推敲、修订。

从工具书的角度审视,本著作若附以“汉语拼音表”、“注音字母表”、“中国历史年代表”等,会显得更完美。

总之,这部著作积理论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为一体,可信,可读,可用!各种知识层面的读者都可用。它,是一部有价值的辞书。

以上,我对《字理新说》的评说如果肯定对的话,那是该著作固有的,如果说有错漏,那只是一家之言一孔之见!

最后,祝首发式成功!祝刘先生健康长寿!

谢谢大家!

2006年7月15日于新华建国饭店